就在不久前，有外媒放出重磅消息：伊朗可能计划向中国采购一批歼-10CE战斗机。但事情还没尘埃落定，岛内学者郭正亮就跳出来“善意提醒”：如果伊朗真要买歼-10CE，一定得要求“现金交易”，否则中国可能就要吃哑巴亏。
根据“亚洲防卫安全”、《防务简讯》等多家外媒报道，伊朗已明确表达了采购中国歼-10CE战斗机的意向，规模可能为10至36架。虽然双方尚未正式官宣，但伊朗防长纳西尔扎德此次访华，据称就包含与中国军方就战机采购进行的密谈。
为何伊朗此时急着引进战机？答案很简单：缺。非常缺。从实战角度看，在伊以冲突期间，伊朗的空军几乎没能有效支撑任何一场像样的对空作战。以色列空军不到72小时就掌控制空权，革命卫队的高级将领在空袭中伤亡惨重。伊朗即使拥有大量导弹、无人机、弹道武器，也在缺乏战斗机掩护的情况下，无法真正形成体系作战。
从装备水平看，伊朗现役主力战斗机几乎都是“古董级”选手：F-14“鬼怪”、F-5战机，最先进的型号也早在70年代就停产。此前采购俄罗斯苏-35的协议因各类政治、交付与后勤问题迟迟搁浅，至今一架未交。
这一系列背景决定了：伊朗引进先进战机是当务之急，而中国正是目前唯一既愿意、又有能力提供这种战机的国家。表面上看，伊朗“转向中国”像是一种战略选择，实际上更像是被局势“逼出来的务实决定”。
伊朗在俄乌战争后对俄罗斯的武器供应能力产生了质疑。苏-35迟迟未交付让伊朗明白：光靠俄方不保险，尤其是在西方制裁下，俄军工体系自身都难以为继，出口客户注定“排不上队”。
其次，面对美以步步紧逼、核协议无果、停火协议脆弱，伊朗急需在军事上展示“战略定力”。中国的歼-10CE不仅是成熟的4.5代战机，还在印巴冲突中“实战亮相”，击落“阵风”的战绩更是让它在国际军贸市场名声大振。
图为歼-10CE战斗机
从地区战略看，伊朗若能组建2至3个歼-10CE中队，不但能增强防空、反击能力，还可在波斯湾地区形成对沙特、以色列空军的威慑，平衡中东空域力量分布。这笔交易，于伊朗而言，是一场“救火式军购”；于中国而言，则是一次展示装备出口能力、稳固地区伙伴关系的机会。
岛内学者郭正亮提出的“收现金”建议，乍一听似乎有些“冷血”，但从现实情况来看，也确实有一定的道理。伊朗在国际金融系统中遭遇多年制裁，无法通过SWIFT完成正常外贸支付，资金结算渠道受限已是不争事实。
伊朗内部结构复杂，存在两个“军工权力中枢”：一个是国防部，另一个是革命卫队。后者掌握更多实际资源，包括导弹、石油出口通道、军工企业和情报网络，而前者则较为“官僚”和“预算有限”。如果歼-10CE交易由国防部主导，革命卫队若不“松口”放油，资金来源就会出现障碍。
而且伊朗确实有“打白条”前科。此前与俄方的多项交易都因结算难题、交货拖延等原因频频生变；与朝鲜、叙利亚等国的往来也曾因财务问题产生争议。中国在“一带一路”实践中已有不少“好心帮忙、最后被赖账”的案例，确实有必要防范风险。
但与此同时，也不能因为对方有“信用疑虑”，就把战略合作全部否定。在军贸领域，“一手交钱一手交货”固然保险，但在一些特殊对象身上，灵活安排、谈判机制、实物结算等方式，也并不罕见。
关键在于：要做到心中有数、手里有底。如果真想与伊朗建立长期、稳定的军事合作关系，单靠一两笔军售还远远不够，必须建立在以下几个基础上：
交易机制要可控。可以考虑以“预付款+分批交付+出口许可”的模式降低风险。比如先交首款、先交小批飞机，然后根据实际使用和后续付款逐步推进。结算方式要多元。伊朗可通过第三国渠道、实物抵押、能源换取等方式付款。这在中伊石油合作中早已有经验，如今可将其复制到军贸领域。
政治承诺要对等。中方提供的是敏感、高技术、高价值军备，伊方需做出相应政治承诺，包括承诺不将武器转售、不用于侵犯第三国主权、不引发地区争议等。战略协作要对称。不能光是单方面卖飞机，还应有军事技术交流、人员培训、联合演练等配套合作，使中伊军事关系向“准同盟”方向发展，而非一锤子买卖。
只有在这样的合作框架下，即使面对复杂国际局势，中国也能稳住战略节奏，而伊朗则能逐步提升国防自主能力，实现共赢。
伊朗想买歼-10CE，这事本身没有问题，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买、用什么方式买、背后有没有清晰的战略互信作保障。郭正亮“建议收现金”的提醒值得重视，但不应成为对伊朗“扣帽子”的理由。毕竟，世界上从来没有绝对可靠的买家，只有真正掌握话语权的卖家。中国作为全球少数能自主研发、出口第四代战机的国家之一，必须学会在“合作”与“防控”之间精准拿捏。这笔交易成不成尚未可知，但它所反映的问题，却值得我们深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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